另一方面，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包含两方面的要素：在价值目标上，它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
在此意义上，有学者甚至认为，原则不外乎是处于高度抽象层面的教义学概念。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法本身去维系法的安定性，而是为了个人去维系法的安定性，即免于任意专断的安定性，在此意义上，法的安定性即个人自由。
除了塔玛纳哈的列举，公认比较完整的是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八项内在道德，即普遍性、公开性、禁止溯及既往、明晰性、不得自相矛盾、不得颁布超出人们能力之要求的规则、稳定性、官方行为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但是，法律本身就可能是模糊的，这就难免国家权力通过自己的任意理解，在保持法律规范文字不变的同时扩张权力、掏空合法性原则。[60] 具体而言，法教义学发挥着两方面的功能：一是稳定化与否定禁止的功能。另一方面，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包含两方面的要素：在价值目标上，它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如果能证明法教义学常量与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那么法教义学与任意类型法治观念之间的联系都将得到证成。
考虑到该译法已在学界被广泛领会，在没有更好的译法之前，仍采之。[84]See Aleksander Peczenik, On Law and Reaso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 pp.421,422,425. [85]Vgl.Claus-Wilhelm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2.Aufl., Berlin: Duncker Humblot,1982, S.46 ff.,155,156. [86]Vgl Matthias Goldmann, Dogmatik als rationale Rekonstruktion,53 Der Staat 378-379(2014). [87]参见张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52页以下。另一方面，它对改革创新又是一种有形的制约和保障，摸索过河时必须依靠石头的指引和扶持。
理解了此种逻辑，那种将党规和国法对立或混淆的观点，便很难再有说服力。就传统而言，中华法系今天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主要的东亚文明国家起到重大的作用，应该破除一些影响较大的盲点和误区，探索一条超越中西、古今二元对立分析框架的道路。[22]［美］黄宗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总序。法包含着万事万物的联系，通过语言表达有关权利和正义的知识与智慧，形成了法学的原初本相，也框构了法学话语的核心内涵。
[35]参见陈代平：略谈制度治党，《党建》1988年第7期，第28-29页。转引自王奇生：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第18页。
由此而生的反叛运动所倡导的思想体系，被学者称为语境论。基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极力强调国家能力建设。在其看来，纪检监察的本质在于通过自上而下的纪律措施规约党员的道德行为，所有纪检监察机关须遵守党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即下级官员和普通党员须服从上级的权威，以及上级机关有权领导下级机关。[38]参见尹德慈：试论‘依法治党的提出，《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第21页。
中国本土的法学话语长期被封闭在法律史研究的狭小魔盒，虽有少数学者辛勤开掘、勠力耕耘，但整体成效并不可观。社会主义法理强调人民权力至上，而自由主义法理坚持个人权利本位。例如苏力将当代中国法学的研究范式分为政法法学、诠释法学(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三种形态。[3] (一)从法律话语到法学话语 批判的话语，终归取代不了话语的批判。
而法学话语需要以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规则认知、正义同情与交互理解为原初素材，虽然客观上也会产生所谓的话语权问题，但知识与权力的界限并不会就此消泯，尤其是承载生活智慧的法学话语，如法律格言、警句等，随时可被召唤出来，因应当下需要，衍生新的意涵。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人类文明的原初语境中，人们对法意的表达，可以不同的理性方式完成。上述种种迫使我们追问：法学科学化的学科规训与法学大众化的社会要求，此二者如何才能达成均衡？在当代中国法学的迷乱格局下，如何克服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本土话语与外来话语、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等二元对立，在一个涵摄多元的超级框架下描画出新的法学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分析法学话语的限制条件，破解二元对立的思维谜题。
[30]参见黄树贤：大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6日。参见林毅夫：固守‘西天取经得来的教条危害甚巨，载《北京日报》2017年8月14日。{5}［美］黄宗智：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法学家》2016年第1期。没有对深层社会疾病的诊疗，法学家难以生产出真正有温度的法学话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是否以及如何完成意识形态的重建？背后的规则是什么？在现实中如何运作？深入考察党内法规中的意识形态规范，我们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实践，而且可以对西方话语的主义迷思提供可能的破解之道。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日益增多，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海外中共学。
在早期左翼法学家们看来，殖民地法学的风景并不美好。[36]还有学者认为，完备的党内法制，是由一系列党内法规，以及党内法规从制定、实施、遵守到监督保障、违章处置的一系列规程、办法、制度所构成的体系或系统。
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
其间的矛盾在于：将政治话语和法律话语截然区分，无助于解释中国政法话语的复杂构造。事实上，当代中国法律学术起始于政法不分家的对策式研究，政治和法律不仅在现实运作中难以切割，在话语生产上也逻辑相通。
特别是中共纪检监察制度的运行，已成为海外学者研究党规治理的重要切入点。反思喷薄而出的海量研究成果，关键也在于：其是否摆脱了法学话语的内在矛盾，形成了自洽融贯的表达体系？ (一)法学与话语的交遇及其悖论 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整体转型，推动着法学话语主体和功能的变迁，法学家的角色逐步变成公民权利的代言人。通过对党内法规研究话语的语境透视和条件分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政法话语的复杂形成机理，让实践导向的问题意识更加鲜明。[41]有学者认为，以党内法规体系为核心内容的依法执政研究，可以说是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最艰巨、也是最伟大的课题之一。
[18]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1-9页。被他批评的那些法学家们，或延续着原初的学术话语风格，或转入更具实践性的法律研究领域，关注世界结构的中国法学话语远未形成规模生产，遑论大众传播。
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13]参见信春鹰：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59-70页。
在特定的社会连带关系中，不同主体位置的法学话语生产和消费活动无形中变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如何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框架下，从不同进路以各自的资源、贡献完成学术地图的升级重构，成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学者们的党内法规话语，不仅可为检验政法法学的生命力充当例证，而且可为反思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研究提供样本。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忽略了法学话语的历史语境和限制条件，在学科体制的规训下难以发挥真正的理论引导功能。从法律话语研究中，一个新的关键词——同情心(Empathy)——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批判法学研究、女性主义法学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作品中。进而言之，党内法规话语的表达与实践，究竟是契合关系，还是背离状态？或是冲突后的融合走向？它能否体现出黄宗智所说的中国法的独特思维方式，即结合高度道德化的表达以及比较实用性的实践，形成一个表达和实践既背离又抱合的统一体？[22]在此意义上，对党内法规的话语分析，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研究反思的典型例证。
正是通过法学话语的情感介质，法理话语与法律话语、法治话语才产生一体亲缘，抽象法与实证法、纸面法与行动法的罅隙方得弥合。对海外这些独特的学术话语有必要予以批判性反思。
执政党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对传统意识形态采取话语更新策略，将法律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进化视作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许耀彤：党内法规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80-87页。
理解了此种逻辑，我们才能在混乱中发现秩序，不至于臆想出所谓的完美体系去强加拼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不能脱离原初语境和限制条件，否则，它极易被学科体制规训所架空，致使学理交锋陷入权力迷思，变成概念泡沫和语词游戏。
